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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拼音]:Jin Renrui
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。名采,字若采。明亡后更名人瑞,字圣叹。一说本姓张。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。明诸生,为人狂放不羁,绝意仕进,以读书著述为务。顺治十八年(1661),清世祖亡,哀诏至吴,大臣设幕哭临,当时有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,上揭帖请逐酷吏县令任维初。金亦参与其事,遂以倡乱罪处斩,妻子家产籍没。
金人瑞博览群籍,好谈《易》,亦好讲佛,常以佛铨释儒、道,论文喜附会禅理。评点古书甚多。称《庄子》、《离骚》、 《史记》、 《杜诗》、《水浒》、《西厢》为“六才子书”,拟逐一批注,但仅完成后二种,《杜诗解》未成而罹难。其著作据族人金昌叙录,有“唱经堂外书”,包括《第五才子书》、《第六才子书》、《唐才子书》、《必读才子书》、《杜诗解》、《左传释》、《古传解(二十首)》、《释小雅(七首)》、《孟子解》、《欧阳永叔词(十二首)》;“唱经堂内书”,包括《法华百问》、 《西城风俗记》、 《法华三昧》、《宝镜三昧》、 《圣自觉三昧》、 《周易义例全钞》、《三十四卦全钞》、 《南华经钞》、 《通宗易论》、《语录类纂》、《圣人千案》;“唱经堂杂篇”,包括《随手通》、《唱经堂诗文全集》。多属未竣稿,或只存片断,或全佚。部分作品收入今传之《唱经堂才子书汇稿》中。
金人瑞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,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,往往借题发挥,议论政事,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。他斥责“犯上作乱”,释“水浒”之名为“恶之至,迸之至,不与同中国”,反对“以忠义予之”;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,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,并意识到“一高俅”之下还有“百高廉”,“千殷直阁”及其狐群狗党,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,108人“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”是“乱自上作”,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。他认为,“居其邦,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,恶伤治也”,“非圣人而作书,其书破道,非天子而作书,其书破治,破道与治,是横议也”;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,“庶人之议皆史也”。他宣扬“忠恕”、“孝悌”之类儒家道德规范;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,赞美崔莺莺、张生的叛逆行为,讥讽冬烘秀才目《西厢》为淫书,而推《西厢》为“天地妙文”。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,视人生若梦幻,所谓“天地梦境”,“众生梦魂”;然而他又直面现实,并孜孜于述作,以为“生死迅疾,人命无常,富贵难求,从吾所好,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”。可以看出,金人瑞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。
金人瑞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。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,如强分律诗为二解,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,颇为人所诟病。他评《水浒》、《西厢》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,继李贽、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。他自谓评书“直取其文心”,“略其形迹,伸其神理”,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,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。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,指出:《水浒传》令人看不厌“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”。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,“人有其性情,人有其气质,人有其形状,人有其声口”。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,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,如“鲁达粗鲁是性急,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,李逵粗鲁是蛮,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”,所以“定是两个人,定不是一个人”。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、复杂性,又应表现出统一性、连贯性的问题,如他认为《水浒传》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,后写鲁达涓滴不饮,“然而声情神理,无有非鲁达者”;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,而“写得李逵愈奸猾,便愈朴至”。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,“一样人,便还他一样说话”。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,如说“《西厢记》止写得三个人:一个是双文,一个是张生,一个是红娘”,“若更仔细算时,《西厢记》亦止为写得一个人。一个人者,双文是也”。他所说的“澄怀格物”,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,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,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,即所谓“动心”、“现身”。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: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,用“奇恣笔法”,“龙跳虎卧”,但又要合乎情理,“写极骇人之事,却尽用极近人之笔”;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,“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”,作者必须“全局在胸”,因此讲究“过接”、“关锁”、“脱卸”,要求行文如“月度回廊”,有必然的次第。他所谓的“灵眼觑见,灵手捉住”,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;但他又重“法”,说“临文无法便成狗嗥”,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,如“那辗”等等。总之,金人瑞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。
金人瑞在评点的同时,也对原作加以修改,除词句外,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。他判定《水浒传》后50回系罗贯中“横添狗尾”,故尽行砍去,自称得“贯华堂古本”无续作,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。遂成今传的70回本。又断言《西厢记》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,也是“恶札”,故截去而以《惊梦》收尾。
金人瑞又能诗,有抄本《沉吟楼诗选》传世。今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版《金圣叹全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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